1930年初，中共临时中央还留在上海，但其“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已经逐步推行到各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去。毛泽东、朱德领导开创的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当其冲。

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六届四中全会后派往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主持下，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在江西瑞金召开。毛泽东当时是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但会议的矛头却是对准他。会上，大家对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路线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个性坚强的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中央代表团却根据临时中央的意图，不顾事实对毛泽东进行批判，把他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并且上升到“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单凭自己的狭小经验和短小眼光来分析各种问题，这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事实上会要走到错乱的非阶级路线的前途上”的严重程度。

十年后，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文中对这些“钦差大臣”有过尖锐而深刻的批评：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而这种“钦差大臣”则是满天飞，几乎到处都有。可见毛泽东对此是有过深刻的切身体验的。

然而当时，作为严守党内纪律的下级，他只能保留自己意见，服从组织决定。会议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义。显然，这是要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红军的领导。

此后，毛泽东的处境日渐困难。最困难的时候，用他的话说，连鬼都不上门。

二

临时中央那些年轻领导人，激情有余，理性不足，并不了解中国国情和敌我力量对比，就生吞活剥苏联经验，用主观想象和照搬的教条去指导中国革命。他们认为：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与地主军阀的封建剥削，使中国的经济危机发展到整个国民经济总崩溃的形势。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变动了，革命力量已经压倒反革命力量，右倾机会主义仍然是目前主要的危险，要准备党的组织与党员去迎接行将到来的伟大的阶级决战。目前的任务：为扩大苏区、为将几个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而争斗，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争斗。

在这种狂热情绪推动下，他们给中央苏区发去指示，要求红军进攻江西中心城市。这实在是一个冒险政策。

此时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从上海秘密进入苏区。1932年1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瑞金开会讨论临时中央提出的攻打南昌问题。务实的周恩来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认为国民党重兵固守坚城，红军又缺乏攻坚武器，因此不能去打南昌。周恩来同意并回复临时中央，表示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答复：如果不能打下南昌，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话说到这个程度，看来不去攻打城市就会被扣上违抗中央的帽子。于是苏区中央局会议就讨论究竟是打抚州、打吉安还是打赣州。多数人认为三个城市中只有赣州守军较少，并且比较孤立，于是会议又变成讨论如何打赣州。但毛泽东仍然不同意打赣州，他认为赣州是赣南的政治经济中心，是敌之必守，且三面环水，易守难攻，以红军现有力量和技术装备很可能久攻不克，还是不打为好。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但苏区中央局多数成员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还是决定打赣州。时任中革军委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后来回忆：“我开始时也不赞成，后来中央一再来电，于是我又动摇，变成赞成打赣州了。”毛泽东又一次成为少数。

1932年1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训令要求红军攻取赣州，并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当时有人还说：打下赣州再和毛泽东算账。然而，即使是有彭德怀这样的猛将指挥，红军攻打赣州长达33天，不但城未攻下，自己伤亡达3000多人。事实证明，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既然打赣州不行，那红军下一步该往哪里行动呢？3月中旬，苏区中央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主张红军主力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较好、地势有利的赣东北发展。但有人认为还要继续打赣州，有人认为要执行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向湖南进军。会议虽然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但也没有接受继续打赣州或进军湖南的错误观点，决定红军主力“夹赣江而下”，分成西路军和中路军分别作战。毛泽东又有了指挥红军的机会，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身份率中路军北上。

在行军过程中，毛泽东得知闽西的红军连克两县，国民党地方部队溃退到广东。根据敌情变化，他提出中路军改变行动方向转向闽西，因为福建是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之地。周恩来经过研究，决定将中路军改称东路军，同意由毛泽东率领东路军攻打闽西龙岩，并向东南方向发展。

毛泽东当时的观点是：向北的话南昌敌人强大，向南会与广东军阀顶牛，向西有赣江阻隔，只有向东发展最为有利，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作依托，二来闽南还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在进一步了解福建境内情况后，3月底，他又向周恩来提出一个大胆设想：远离根据地，“直下漳州”。因为兹事体大，周恩来亲自从瑞金赶到长汀，与毛泽东等开会研究此事，并听取中共福建省委关于漳州地区情况的报告，随即批准了龙岩、漳州战役计划。4月10日，毛泽东指挥红一军团攻占龙岩城。19日，红军对漳州外围守军发起进攻，迅速突破敌人阵地，守军连夜弃城而逃。20日，红军占领漳州城。此役红军歼灭国民党军第49师大部，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2架飞机，东路军在漳州停留了一个半月，筹款达100多万元。

同样是攻打城市，一个月前红军打赣州没打下来，吃了大苦头，一个月后打漳州却打下来了，吃了大甜头。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因为赣州易守难攻，敌人强大，漳州地势易攻难守，敌人薄弱。亲身经历这两次战役的聂荣臻后来总结说：选择敌人的弱点打，应该是我们处于劣势的部队绝对要遵守的一个军事原则。

三

然而，临时中央的领导人却不这么看。在他们眼里，红军不是处于劣势，敌人才是劣势。正当毛泽东率红军进攻龙岩、漳州时，苏区中央局委员项英到上海向临时中央常委会报告中央局在赣南会议前后的工作情况。常委们认为中央苏区的领导脱离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毛泽东阻碍了中央路线的执行，赣南会议批评毛泽东是“狭隘经验论”看来还远远不够的，必须提到反对“机会主义”的路线高度。于是临时中央连发两封指示信严厉批评赣南会议和苏区中央局。

临时中央4月14日的指示信，不但重申1932年1月9日《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的论调，即日本占领满洲是帝国主义新的瓜分中国的开始，是进攻苏联的具体的危险的步骤，并说“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是箭在弦上”。信中提出：“扩大苏区，消灭国民党的武力，是给帝国主义的直接打击，是与帝国主义决战的准备，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是真正的拥护苏联的革命争斗。”最后强调：“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目前的主要危险。”显然，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代表人物无疑就是毛泽东。毛泽东一边在前方指挥红军打胜仗，一边却在后方被临时中央无端指责。

为什么临时中央在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广大人民群众期盼抗日保家卫国之际，却要提出“武装保卫苏联”这样不得人心的口号，将苏联利益置于中华民族利益之上呢？除了与当时共产国际的错误领导有关，更主要的是与临时中央领导人的教条主义错误倾向有关。毛泽东后来说他们“言必称希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命题和任务，显然是有的放矢的。

虽然毛泽东此时坚持认为“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但苏区中央局却顶不住临时中央的一再批评，只好承认自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以来“对于目前政治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既然苏区中央局作出了这样的决议，毛泽东被中央局重用的机会越发渺茫。

6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湘、鄂、豫、皖、赣五省“剿匪”会议，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对苏区发动新的“围剿”。为应对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毛泽东率东路军回师赣南，红军也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朱德兼任总司令，王稼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却没有恢复总政委的职务。中央局并不打算把总政委一职留给在他们看来既右倾又自有主张的毛泽东，于是提议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7月下旬，在前线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在后方的中央局：“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但中央局仍然坚持由周恩来兼任，大公无私的周恩来再次写信向中央局陈述坚持由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经过周恩来一再争取，8月上旬在兴国召开的中央局会议终于决定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支持，对正处于困境中的毛泽东而言是非常可贵的。

四

蒋介石第四次“围剿”的战略部署分两步走：先进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准备得手后再全力进攻中央根据地。这是一个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红军力量的计划，用心险恶。

由于红四方面军在前三次反“围剿”中连续取得重大胜利，加上红三军在襄北作战直接威胁武汉，蒋介石决定用30余万兵力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用10余万兵力进攻湘鄂西革命根据地。7月，蒋介石调集军队进攻鄂豫皖根据地。如何打破国民党第四次“围剿”？鄂豫皖根据地领导人与红四方面军领导层发生了严重分歧。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等认为，部队经过七八个月的连续作战，疲惫已极，当务之急是养精蓄锐，休整训练。应当停止外线进攻作战，把主力摆到鄂豫边界，一脚踏在根据地，一脚踏在白区，边休整部队，边掩护地方开展工作，为粉碎敌人的“围剿”作准备。但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顾部队实际情况，命令部队不断出击作战，执行临时中央关于四方面军配合红三军行动以造成包围武汉形势的指示。另一位鄂豫皖领导人甚至认为，国民党军队已被红军打得溃不成军，处于“偏师”地位，新的“围剿”不会来临。他主张红军应乘胜利余威立即南下击敌，威胁武汉，说什么“胜利了要再胜利”“不能停止进攻”等。张国焘支持这种意见。既然领导层对形势作出错误的判断，行动方针和作战部署就不可能正确。张国焘在战略指导上的错误，埋下了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的种子。

徐向前把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概括为五个字：狠、硬、快、猛、活。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在第四次反“围剿”的七里坪之战中得到充分体现。战斗的激烈程度，连徐向前都惊叹实属少见。此役给敌以重创，敌第2师被打垮，6名团长悉数毙命，战场上到处是敌军的死尸和伤号。红四方面军也伤亡约2000人，独立一师师长曾中生脚后跟被打坏。

虽然红四方面军英勇奋战，但由于张国焘战略指挥上的错误，加上他在“肃反”中错误杀害了许继慎等大批优秀干部，连徐向前的妻子都被作为改组派杀掉，又在苏区推行不得民心的“左”倾政策，因此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西行转战3000里，后来进入川北，开辟了川陕根据地。

在进攻鄂豫皖根据地的同时，国民党军向湘鄂西根据地发起进攻。湘鄂西根据地反“围剿”的失败与鄂豫皖根据地有共通之处。面对优势敌人，在“打阵地战，固守洪湖苏区”还是“打运动战，集中兵力寻机各个击破”的战略问题上，红三军多数高级指挥员都赞成打运动战，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兼红三军政委夏曦却认为要打阵地战。两种意见尖锐对立，各不相让。夏曦竟然认为湘鄂西党政军各级负责人中“十分之九是改组派”，内部肃反是打破敌人“围剿”的先决条件，把肃反当作“最紧迫”“最突出”的中心任务，错误地杀害了段德昌等大批优秀干部。在作战中，夏曦先是轻敌冒进，后又转为消极防御，部队遭受很大损失，只得退出根据地。后来经过长期转战，红三军开辟了黔东根据地。

五

前方指挥员与后方根据地领导层矛盾的逐步尖锐化，同样存在于中央苏区。

毛泽东在8月苏区中央局兴国会议上，主张设在后方的中央局不要干涉前方的军事行动。会议经过争论，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外线作战要在有胜利把握的情况下进行的建议，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江以东的地区北上作战，先消灭乐安、宜黄的国民党军队，再打由赣江以西或由南城、南丰等地前来的援军，进而威逼和夺取吉安、抚州，以配合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红军反“围剿”斗争。8月8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发起乐安、宜黄战役的军事训令。半月之内，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率红一方面军出敌不意，速战速决，各个击破，歼灭国民党军第27师，俘虏5000多人，取得乐安、宜黄战役的胜利，直接援助了鄂豫皖与湘鄂西的反“围剿”作战。

然而，有时候胜利带来的矛盾甚至比失败更多。乐宜战役胜利后，下一步如何行动？前后方又产生了严重分歧。周、毛、朱、王从实际情况出发，没有按照苏区中央局原定计划向国民党军队重兵集结的地区推进，而是将红军主力退到根据地内的东韶、洛口，随后又撤至宁都以北的青塘一带休整，寻求战机。后方的领导人不同意这一布置，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威胁南昌，以减轻鄂豫皖、湘鄂西等苏区的压力。于是前方与后方通过电报反复争论，矛盾越来越尖锐，加上苏区中央局又收到临时中央关于进攻敌人“击破一面”等指示，于是苏区中央局决定中央红军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10月3日至8日间，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小源召开，史称宁都会议。会议争论激烈，“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与会的大多数人在会议中特别指出“要及时和无情的打击一切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对敌人大举进攻的恐慌动摇失却胜利信心、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他们把矛头突出地指向毛泽东，提出要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的责任，而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周恩来努力调和，坚持要把毛泽东留在前方。但会上许多人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会议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10月下旬，临时中央宣布以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又失去了红军指挥权，而为他据理力争、竭力调和前后方矛盾、维护大局的周恩来，也受到中央局和临时中央的指责。

毛泽东随后大病一场，去福建长汀福音医院养病，他对病友感叹说：“教条主义真害死人！他们不做实际工作，不接触工人、农民，却要指手画脚，到处发号施令。同国民党打仗，怎样才能取胜？农民为什么会革命？他们懂吗？”

宁都会议前后，蒋介石在湘鄂西和鄂豫皖得手了，于是集中主要兵力向中央苏区进攻。1932年底，国民党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此时毛泽东已经备受打压，虽然在周恩来、朱德的领导下，中央红军随后粉碎了这次“围剿”，但随着1933年初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根据地发展到顶点。鄂豫皖、湘鄂西两个根据地的丢失和红四方面军、红三军重新开创根据地，仿佛预示了1934年后中央根据地的类似命运。

中央根据地、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1932年历史的主旋律，但富有斗争精神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一年还进行了其他斗争，比如一·二八事变中，当日寇进攻上海时，党领导上海全市日本纱厂工人举行罢工，并动员各界群众大力支援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抗战；党领导的著名左翼文化、文艺工作者如茅盾、鲁迅等4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文化团体支援中国抗日斗争；在东北，党派遣周保中等到抗日义勇军中积极开展工作，领导抗日，打击日寇；在西北，党又开辟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等等。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这样在斗争中逐步增强斗争本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