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为你带来“党史百篇百读”栏目第十九篇推送——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主力开始长征。

一

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全会讨论了博古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错误地断定中国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势”，继续坚持过左的土地政策，将“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选举产生了中央书记处，博古仍负总的责任。

为筹划战略转移事宜，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政治上由博古做主，军事上由李德做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

1934年10月10日，这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重要日子。当天，中革军委发布命令：由中央红军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组成“军委第一纵队”，总人数4600余人，叶剑英任司令员兼政委；由中央党政军机关、卫生部、后勤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军委第二纵队”，总人数9800余人，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委。

中央红军参加战略转移的主力部队，总人数8.6万余人。10月17日，中央红军主力出发了。毛泽东感慨万千地说：从现在起，我们就走出中央苏区了。这一天，参加长征的每个人并不知道，人类历史上一次惊心动魄的军事远征就要开始了，踏上征程的每一个红军都将成为前所未有的英雄史诗的主人公。

留下来坚持斗争的领导机关叫“中央分局”。最先被确定留下的“中央分局”的领导人是：项英、陈毅、贺昌、瞿秋白、陈潭秋，其他留下的高级干部是：何叔衡、刘伯坚、毛泽覃、古柏等。这些人都明白，留下来就意味着九死一生。后来，他们领导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三

中央红军的行进方式是“甬道式”。走在队伍中间的是两个军委纵队，在其前后左右，是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分别位于军委纵队前方的左右两边开路，第八军团和第九军团分别位于军委纵队的左右两侧护卫，第五军团在军委纵队的后面担任后卫。

1934年7月6日，红七军团3个师共6000余人，在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领下，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冲破两道封锁线之后，进入闽浙赣苏区，企图调动敌“围剿”部队回援，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1934年11月4日，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七军团与红十军会合后，合编为红十军团。12月14日，在谭家桥战役中，寻淮洲壮烈牺牲。12月20日，红十军团在怀玉山陷入敌军重围。1935年1月16日，粟裕、刘英等率领800多名官兵突出重围，方志敏被俘，8月6日在南昌英勇就义。红十军团余部在粟裕、刘英率领下，突破重围。转战到浙南，开辟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

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命令任弼时、萧克、王震领导红六军团撤离湘赣根据地，转移到湖南中部开展游击战争。8月7日，红六军团开始战略转移。10月24日，红六军团各部转战80余天、行程5000里之后，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主力在贵州省印江县的木黄会师。10月26日，在四川省酉阳县南腰界举行庆祝大会。两支部队会师后进行整编，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萧克续任红六军团军团长，王震任政委。11月24日，中革军委来电，要求两个军团深入湖南中部和西部，最大限度地调动湖南境内的国民党军队，以减轻中央红军方向的军事压力。长征路上，中央红军曾试图与他们会合，但这条路已被国民党军队严密封锁、无法走通。

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后，其他红军也进行了军事转移。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撤离后，1933年1月到达四川北部与陕西、甘肃的交界处，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1933年9月，20万川军“围剿”川陕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奋起反击，至1934年2月，双方在战场上形成僵局。1934年6月，20万川军向万源发动进攻，这是关系川陕根据地红军生死存亡的最后一战，红四方面军5个军参加了这场空前惨烈的战斗。8月份，红四方面军发动总反攻，采取猛烈攻击和长距离迂回战术，使川军全线崩溃。1934年底，万源保卫战结束，红四方面军在枪林弹雨中生存下来，下一步将迎接更严峻的战斗。

1934年11月11日，在敌军进行围攻的情况下，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红25军主力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转到外线开辟新的根据地。11月16日，在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领导下，红25军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西越平汉路，进入桐柏山区，开始西征。他们一路拼杀，转移伏牛山，奔袭紫荆关，北出终南山，翻越六盘山，于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省延川县永坪镇，与刘志丹领导的红26军、红27军会合，共同为后来的中央红军开辟了一块落脚的根据地。

与此同时，党领导的其他武装力量也在积极开展活动。11月7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成立，杨靖宇为军长兼政委。此后不久，又先后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三、六军和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汤原游击总队等。这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基本武装力量。

五

湘江战役使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广大干部、战士对中央军事指挥错误的不满达到顶点。这时，毛泽东在与张闻天、王稼祥反复交换意见之中，做通了他们的工作，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毛泽东后来说：“在长征以前，在政治局里我只有一票。后来我实在不行了，我首先做了王稼祥的工作，王稼祥同意了我的观点。又通过王稼祥，做了张闻天的工作。”

1934年12月12日，中央领导人召开通道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李德主张从通道向北，与转战在湖南西部的贺龙、萧克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坚决反对，认为国民党军队已在那个方向部署重兵，力主西进，向敌军薄弱的贵州进军。这个建议得到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的支持。通道会议的当天，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发布了西进贵州的命令。这是近一年多来中共中央第一次集体否决了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的意见，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高层会议上获得多数赞成。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周恩来以主持者的身份，采纳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想法，西进渡乌江北上。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提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至此，红军的行军方向从根本上扭转了。6天后，中央红军向遵义方向移动。

1934年最后一天，中央政治局召开猴场会议。博古、李德企图否定黎平会议的决定，与会者认为，黎平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无条件地执行。会议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实际上取消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上面这三次会议，为即将召开的遵义会议作了重要准备。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随后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即将翻开崭新的历史篇章。

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