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驻延安，是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红军长征途中，中共中央确定陕北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巩固和平，争取民主，早日实现全民族共同抗战。为了更好地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1937年1月，在张学良东北军撤离延安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保安迁驻延安。

1月13日这一天，延安城贴满了欢迎中共中央领导的标语口号，欢迎的人们一早就排列在道路两旁。在这些兴高采烈的人群中，有城乡人民群众，有机关干部，有红军战士，有学生，有从十里八乡来的赤卫军和农民，还有从甘泉、延长、子长、安塞专程赶来的群众代表。当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一行出现时，口号声、欢呼声、锣鼓声响彻延安山城。

次日上午，在延安大操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大会。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他号召军民要团结一致，抗日救国；加紧生产，支援前线；加强统一战线，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他还风趣地说：今后要事事讲抗日，处处为抗日作贡献，即便是老婆和老汉两口子拉话，也要谈抗日。

1937年9月，根据国共谈判口头达成的协议，中国共产党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辖陕西、甘肃、宁夏三省各一部地区，共20余县，200万人。边区及其首府延安，是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军委所在地。

“滚滚延河水，巍巍宝塔山”。从此，延安成为全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指导中心和战略大后方，成为指引中国革命方向、照耀中华民族前程的红星。

在这里，中国共产党运筹帷幄，作出了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决策。

在这里，无数革命青年和爱国志士经受锻炼和洗礼，跟着共产党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

在这里，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和外国记者亲眼目睹蒸蒸日上的气象，发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希望所在”“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感慨。

延安，不仅让长征的红军有了落脚点，更是共产党领导广大军民抵抗日本侵略、进而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地。

二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驻延安后，为了尽快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国民党就国共合作抗日进行了多次谈判。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如果国民党将这“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实行如下“四项保证”：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四项保证”是对国民党作出的重大让步，毛泽东就此指出：让步是必要的，“因为这种让步是建立在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原则上面，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与紧急性”，是为了团结一致抗日。

“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并得到国民党内部抗日派的赞同。在国民党的五届三中全会上，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为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建议，提出关于恢复孙中山所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紧急议案。

此后，2月至7月间，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博古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以及蒋介石、宋子文等人，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多次进行国共合作抗日的谈判。在谈判中，周恩来多次重申“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并提出中国共产党草拟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共同纲领。蒋介石等虽然多方延宕刁难，企图限制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以达到其“溶共”的目的，但也不能不在原则上承认国共合作抗日，并同意红军编为三个师45000余人。

三

在中国革命进程和国共关系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关头，中共中央大力加强自身建设。按照瓦窑堡会议精神，着力克服关门主义，注意发展党员，建立健全党的各级组织，使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得以发展壮大。

1937年3月23日至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目前国内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并着重批评张国焘的错误，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张国焘的严重错误造成的一个恶果就是西路军的失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一部2万多人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11日奉中央决定称西路军。西路军指战员在没有根据地、没有兵员物资补充、敌众我寡的条件下，深入河西走廊英勇作战，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功绩。1937年3月，西路军在甘肃北部地区遭到最后失败，董振堂、孙玉清、陈海松等绝大部分红军将士先后壮烈牺牲。余部分三个支队分路继续艰苦转战。李先念率领的左支队历尽艰险，于次年４月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尚有400余人，在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接应下进入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西路军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和人民英勇献身的精神，同长征精神一脉相承，永远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砥砺向前。

1937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有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参加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时称苏区代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接着，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白区代表会议，刘少奇作了《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总结了党在白区工作中的经验教训，阐述了党在白区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斗争策略。

与此同时，毛泽东用很大精力来做党的理论建设工作。1937年夏，他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法的高度，着重揭露和批判了长期存在于党内的主观主义错误。其中的两个部分后经修改，以《实践论》《矛盾论》为题编入《毛泽东选集》。

《实践论》以社会实践为基础，深刻阐述了认识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知与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揭露了党内“左”右倾错误路线的认识论根源，为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正确地改造世界，为党制定正确理论路线和战略决策指明了方向和道路，提供了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

《矛盾论》继承中国传统的矛盾辩证法优秀思想，深刻阐释了对立统一规律，对中国革命实践的独创性经验作出了具有经典意义的哲学概括、总结和创新，形成了逻辑严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体系，为抗日战争和争取未来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提供了锐利思想武器。

以上工作，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共产党建设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全民族抗战做好了准备。

四

距离北平30里的宛平，是一座掩映在茂密庄稼地里的小城，作为京南门户，“局制虽小，而崇墉百雉，俨若雄关”。1937年入夏以来，日军在宛平城附近频繁进行军事演习，同中国守军第29军进行了多次紧张对峙。

7月7日深夜零时许，日军以“仿佛”听到宛平城发出枪声、一名士兵失踪为由，要求进入宛平城内搜查。中国守军理所当然地拒绝了日军的无理要求。天刚破晓，日军就气势汹汹向卢沟桥一带扑来，并用大炮轰击宛平城，中国守军奋起反抗。

“卢沟晓月”胜景刹那间被打碎，卢沟桥畔一时间硝烟弥漫，日本由此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

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关头，中国共产党没有丝毫犹豫，毅然决然担负起抗日救国的历史重任。

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立即通电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同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致电蒋介石，要求全国总动员进行抗日斗争，并代表全体红军将士请缨杀敌。

7月17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邵力子、张冲在庐山举行会谈。中共代表提议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作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此时，蒋介石迫于各方面压力，就卢沟桥事件在庐山发表谈话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但他实际上仍“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而把中共的提议搁置起来。

8月13日，日军制造八一三事变，大举进攻上海，矛头直指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企图迫使中国屈服。看到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变得岌岌可危，蒋介石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同时表示同意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设立总指挥部。9月22日，国民党通过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在庐山公开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中共中央军委于8月25日发布改编令，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115、120、129三个师。8月下旬至9月底，三个师的主力陆续开赴山西前线抗日。10月12日，根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下辖4个支队。

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真诚与国民党合作，团结御侮、共同对敌的表现。国民党同意联共抗日，承认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对国家民族的有功之举。国民党当时是执政党，拥有200万军队。国民党的政策转变，对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有着重要意义。

渡尽劫波兄弟在，相约抗倭泯恩仇。在这场关系到民族存亡的殊死决战中，中华民族发扬“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空前团结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伟大旗帜下。

五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实行大陆政策，多次发动侵华战争。特别是通过甲午战争并吞中国台湾和澎湖列岛，通过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日俄战争攫取了在中国东北南部和京津一带等地区驻军的侵略权益，通过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一些军国主义者狂妄叫嚣：“大日本皇军不可战胜。”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长驱直入，迅速攻占了北平、天津。尔后以平津为出发地，投入30余万兵力，沿津浦、平汉、平绥三条铁路线向华北腹地展开战略进攻，扬言“三月解决中国事变”。国民党军尽管顽强抵抗，但依然节节败退。

华北战局危急！八路军不待改编就绪，就誓师出征，挺进华北抗日前线。

出师第一战，就是平型关战役。

平型关，位于晋北繁峙县的东北方向，自古为交通要冲。进犯平型关的，是日军陆军中的王牌、有“钢军”之称的第5师团。它是日军部队中历史最长的师团之一，曾参加日俄战争和多次侵略中国的战争。这次，第5师团21旅团一部企图突破平型关防线，与雁门关以北日军会合攻占太原，进而占领山西全省。

中国共产党不怕鬼、不信邪，决心寻机给侵略者一个教训！

1937年9月24日夜，八路军第115师冒着倾盆大雨悄然进入平型关东北公路两侧高地的设伏地域。战士们经过一夜瑟瑟秋风侵袭，忍着饥饿和寒冷，趴在冰凉的阵地上，等待敌人到来。

次日凌晨，日军如约般走进了八路军布设的“口袋阵”。由于沟深路窄、雨路泥泞，敌人车辆人马拥挤堵塞，行进极为迟缓。第115师抓住有利战机全线突然开火，日军被打得措手不及。

短暂的惊慌之后，日军军官们举起了指挥刀，组织士兵形成战斗小组，向公路边的高地冲去。八路军伏击部队如猛虎下山，以一当十，没有子弹了就用刺刀，刺刀断了就用枪托，枪托折了就和敌人抱成一团扭打。这场血战，是意志的搏斗，也是毅力的考验。

战斗从早晨打到下午，八路军大获全胜。此役，共毙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大量武器和军需物资。

这次战斗，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有力打击了日寇的猖狂气焰，迟滞了敌之军事进攻，被侵华日军称为“锥心战”，在东京军界、政界、新闻界引起极大震动。

这次战斗，是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主动对日作战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使共产党和八路军声望大增，极大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

对于此时的中国人民来说，胜利的信心比金子都宝贵。

紧接着，八路军第129师夜袭阳明堡日军飞机场，毁伤敌机24架，削弱了敌人的空中突击和运输力量。八路军第120师在雁门关以南连续打了几个伏击战，切断了日军由大同向忻口运送弹药的补给线。

中国共产党领导军队开展的积极战斗行动，有力配合了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的作战，也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称赞和好评。国民政府连续发电嘉奖，海外侨胞也发电表示：“望抗战各军学习模范的八路军的优点，更望我全体将士更加巩固地团结一致，共驱日寇，全体侨民，誓为后盾。”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后，按中共中央的部署，八路军三个师逐渐向敌后实行战略展开，执行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第115师一部在聂荣臻率领下，以晋东北恒山地区为中心，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15师主力转入晋西南，开始创建晋西南根据地。第120师进入管涔山脉，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第129师进入以太行山区为依托的晋东南地区，开创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也挺进大江南北，开赴苏南、皖南、皖中等地区，创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不间断地进行战斗，令敌人每一分每一秒都为其侵略付出代价，成为插向侵华日军背后的一把尖刀。

六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一个非常重大的、关系抗战全局的问题，现实地、尖锐地摆在中国人民面前，即如何抗日并夺取胜利？

1937年的日本，工业增长速度高达9.9%，工业产值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80%以上，是全世界资本主义阵营中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

1937年的中国，仍旧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即使把外国在中国开办的企业算在内，中国的工业产值也仅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

战争，很大程度上比拼的是国家的工业能力。日本能大规模生产重炮、坦克、飞机、军舰等，而中国除能生产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外，其他大型武器装备基本不能制造。

日军不但武器装备好，而且训练有素，长期受武士道精神灌输，作战十分顽强、屠戮十分凶残。日寇铁蹄所至，中国城乡战火连绵、人民生灵涂炭、大地饿殍遍野。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野蛮侵入南京，进行了长达6周的骇人听闻的血腥大屠杀，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惨案，中国平民和被俘士兵被集体枪杀、焚烧、活埋及用其他方法处死者，达30万人以上。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中华民族遇到了一个强大的、凶悍的敌人。制定切合实际、制敌取胜的战略、战术和路线方针，对中国的抗日战争至关重要。但是，执政的国民党在战争指导思想上存在严重缺陷。他们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出发，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即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只是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抗战，不愿意实行民主、改善民生，不敢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还总把希望寄托在国际支持和援助上。

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从一开始就主张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即人民战争路线。共产党始终坚信，中国有力量进行抗战并最后取得胜利，这种力量最深厚的根源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必须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

为了正确地领导人民抗战，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城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在全国抗战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会议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实行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为此，会议决定：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在国民党统治区广泛发动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争取全国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全国人民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旗帜。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以更高昂的爱国热情投入抗日洪流。抗日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