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关中国战场，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对此作出了预测。1943年年底，蒋介石致电罗斯福：“暴日之战略，在未来一年期间，得先从容解决中国问题，预料不久期内日寇必对华发动一全面之攻势。”蒋介石预判未出毛泽东掌握之中。差不多同时，毛泽东致电中共北方局书记邓小平：“开罗会议打击了日本诱降（但未最后放弃），堵塞了蒋介石寻求妥协之门，给与澎湖、台湾、满洲支票，可能招致日寇正面进攻之祸。”

1944年的形势发展印证了两人的预判。新年伊始，日军大本营便拟定“一号作战”计划，试图“占据湘桂、粤汉及平汉铁路南段沿线要地，以消灭敌空军主要基地，封锁其活动”，也即众所周知的豫湘桂战役。

“一号作战”具体细致，要求日军华北方面军在4月“击溃以第一战区军主力为主之敌人，占据并确保黄河以南平汉铁路南段沿线”，即锁定了国民党第一战区——中原河南地区。按其计划，河南战役于4月打响，30多天鏖战的结果是，河南大片土地被日军占领，平汉铁路落入敌手。

河南战役后，日军又马不停蹄发起湘桂战役。6月下旬，攻占了长沙、株洲等地后的日军乘势南下，进犯衡阳。惨烈的衡阳保卫战打响。衡阳是粤汉、湘桂铁路交会点，此役决定了日军能否打通粤汉、湘桂路，意义不言而喻。镇守衡阳的第十军顽强抵抗47天，但仍不敌日军，衡阳陷落。

日军占领衡阳后，继续沿湘桂路向西南前进，逐渐占领梧州、桂林、柳州、宾阳、武鸣、南宁等地，打通了中国至越南的交通线。12月中旬，柳桂战役结束。

历时大半年的豫湘桂战役是武汉失守后中国正面战场上一次最大的失败。不到一年的时间，中国丧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区之一部或大部分，丢失了146座城市、总计2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6000多万同胞沦于日军铁蹄之下。在日军的疯狂进攻面前，国民党军队除少数战役进行了较激烈的抵抗外，大多数情况是一触即溃。

二

日军的入侵影响着国共彼此之间的判断，亦为调整国共关系提供了重要契机，因为团结抗敌是当下急需。1944年刚开年，毛泽东便约见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驻延安联络参谋郭仲容。郭仲容汇报与毛泽东的谈话后不久，国民党军令部复电，欢迎周恩来、林伯渠、朱德三人赴渝。针对重庆方面释放的信号，2月4日，毛泽东致电驻重庆的中共代表：“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

谈判已成必然，国民党开始紧锣密鼓布置起来。3月10日，蒋介石确定了谈判方针，即政治放宽，军事从严，并派出张治中和王世杰与共产党谈判。蒋介石选择张、王二人，其实用心良苦。张治中长期参与国共交涉，王世杰与中共打交道亦多年，均是熟悉中共、谈判经验丰富之人。当然，蒋介石有更深的用心，他要求在西安谈判，以便自己掌握主动权，并要何应钦起草了《中共问题政治解决办法草案》。观其内容，实质为“政令统一”，比如将第18集团军增编为两个军，不准在编制外另设支队及其他名目，以前所有者应一律取消；陕甘宁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行政机构称陕西行政公署，隶属行政院，行署主任由中央简派等。

5月2日，中共谈判代表林伯渠和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王世杰同时到达西安。两天后会谈开始，至11日进行了五次会谈。在提出的五点要求均遭拒绝后，中共为了表示谈判的诚意，答应了国民党先谈军事和边区问题的要求。军事上，依据现在的实力，中共提出先编6个军18个师，国民党只同意4个军12个师；边区问题上，中共要求边区辖区和民主制度不变。国民党则要求把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直属行政院，实行国民政府的法令，实则拒绝了民主。第五次会谈时，双方商定将各自意见整理出来，双方代表均签字后，交由两党中央作最后决定。但事与愿违，中共代表林伯渠按约签字后，国民党代表却拒绝签字。17日，双方谈判代表齐飞重庆继续谈判。

如若没有诚意，换地方谈判亦会是无果而终。重庆谈判正可证明。国民党本就对谈判不抱希望，只是将其视为一种宣传。早在2月，中共决定派林伯渠赴重庆谈判时，国民党就开始琢磨林到渝后的对策，其中就含一个毫无诚意的谈判原则，即“注重其宣传性，而不期待其成功”。谈判之初，国民党方面多次为难，先以中共提出条件太多为由，拒绝转呈蒋介石。中共据此将原提案的20条改为12条，小问题改为备忘录。提案集中于抗日和国共合作问题，要求国民政府实行民主政治，承认中共及抗日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中共军队至少给5个军16个师的番号；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根据地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地方政府等。对于这些要求，国民党仍不接受。

几日后，国民党亮出了自己的提案。用周恩来后来揭露的那样，国民党提案“集中起来就是要我们做三件事：第一，十个师以外的队伍全部限期取消。第二，规定要十个师集中到哪里就必须到哪里。第三，敌后解放区所有的政府一律都交给流亡重庆的省政府接收。”中共自然无法接受如此苛刻且没有诚意的条件，于是林伯渠致信张治中和王世杰，指责他们妨碍了谈判。几日后，张治中、王世杰复信林伯渠，表示国民党提案不变。谈判成为僵局。

僵局之外，国民党还在思考如何推卸责任。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其宣传部部长梁寒操标榜，国民党中央“始终以最大诚恳，宽容与忍耐，谋谈判之成功”。为了澄清是非，8月12日周恩来回应道，真正导致谈判无果的是“国民党统治人士及其政府始终固执其一党统治与拖延实行三民主义的方针”，只有国民党“立即放弃一党独裁政治，立即放弃削弱与消灭异己的方针，立即实行民主政治，并从民主途径中，公平合理地解决国共关系，才能得到效果”。这里，周恩来道出了战后政权重建的最大障碍，即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拒绝民主。周恩来的话也提示了另一个问题，民主政治该以何具体形式实现？国民党也常常以此“诟病”中共。8月王世杰赴延安谈判时曾言：“在抗战结束后一年以内，实行宪政，予各党派以同等地位，此种申示，意义较为明豁，亦较为具体，倘中共欲予此种申示之外，更标举若干毫无边际之抽象文句，如‘实行民主政治’，‘保证自由’等等，于事实究竟有何裨益。”显然，中共需要明确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为民主建国提供更明晰的方向和道路，也可以此揭露国民党借民主太宽泛而不愿实行民主的真实面貌。

三

1944年的延安，走出了一批以林伯渠为代表、为国共合作奔走呼号的共产党人，也迎来了一批想要了解这个“神秘”地方的新鲜面孔。

延安“神秘”，大概源于国民党政府的全面封锁。时人曾言：“同情者将边区目为圣地，赞美作东方的自由光明乐土。反对者斥边区是封建割据形势，更把边区的一切批评得体无完肤。”驻重庆的外国记者渴求揭开延安的真实面纱，多次向国民党政府要求参观延安，但均未获允。1944年迎来了转机，在多方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不得已同意记者参观延安的请求。6月的延安因此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即“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参观团由21人组成，其中斯坦因、爱泼斯坦、福尔曼、莫里斯·武道、夏南汗、普金科等6名外国记者来自美联社、路透社、合众社、塔斯社等，孔绍恺、张文伯、赵超构等9名中国记者来自《中央日报》《大公报》《新民报》等。这些媒体，可以说代表了中外的主流媒体，是“全世界人民的眼睛”。中共中央也十分重视这次访问，认为这是打破国民党舆论封锁、向外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好机会。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主管接待工作，并成立延安交际处。交际处由杨尚昆担任处长，金城任副处长，要做到“言传出去，争取过来”。

参观团到延安后的第三日，朱德举办游园会欢迎中外记者。叶剑英代表朱德致辞欢迎。爱泼斯坦代表外国记者发言：“来到延安是很不容易的事，我们很快乐……这个地方很久以来是被关闭着的。这次我们来到这里，把一座被关闭了很久的门，打开了缝隙，使光线透进来。而这个缝隙虽然很小，但是再要强制地把这座门关闭得像从前那样紧密，恐怕已是不可能了……我们准备仔细地、客观地、精确地研究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斗业绩，以及这里的各种工作情形，并报道给全世界反法西斯人士。”爱泼斯坦说出了大家对参观延安的期待，也说出了期待实现的不易，引起了在场记者的共鸣，赢得了一阵阵掌声。

这些记者没有食言。带着美好的印象，中外记者们回到重庆后，纷纷把采访的材料撰写成文章发表，或者写书出版。7月底开始，重庆各报陆续发表访问延安见闻，除《中央日报》《商务日报》作了歪曲、攻击性报道外，大多数记者的报道都比较客观、真实。武道在报道中写道：“这里是一块神奇的土地，这里有一群普通而伟大的人。他们又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出一代新人，这样的环境成长起来的新人，是任何力量都不能征服的。”爱泼斯坦用对比的视角强调：“我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它与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国迥然相异。这个中国充满希望，没有饥饿，没有失败主义情绪。延安使人感到未来的中国已经在今天出现。”福尔曼则断言：共产党人已经“在中国创造了一个奇迹——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和合作”。人民的尊敬和合作来源于边区的民主。毛泽东在会见这些记者时坦言：“中国是有缺点的，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边区轰轰烈烈的选举、各个阶层参与政治生活都被这些外国记者争相报告，民主延安跃然世人眼前。

四

就在中外记者参观团陆续返程之际，延安又迎来了另一批客人——美军观察组。7月22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在组长包瑞德上校率领下进驻延安。8月7日，第二批观察组成员飞抵延安。美军观察组参观延安是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期间向蒋介石提出的，理由是通过中共区域展开对日军的侦察。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期间，受到高度重视。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多次同观察组成员谈话，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坚持敌后抗战的情况，表示共产党欢迎美国记者或外交人员到根据地进行考察。中共领导人还明确表示，欢迎美国给予援助，但以不损害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为条件。8月23日，在杨家岭毛泽东居住的窑洞，毛泽东和年轻的外交官谢伟思长谈了8小时，表达了民主意愿：“很明显，国民党必须整顿，其政府必须改组。像现在这个样子，它是不能指望进行有效的战争的……共产党接受国民党在1936—1937年提出的结成统一战线的条件，因为来自日本的外部危险威胁着国家，我们首先是中国人”。

美军观察组除在延安访问外，后又派出部分成员考察了晋察冀、晋绥等根据地。他们将在延安的考察和感受写成了调查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情况。最让人惊喜的是，这些报告都大胆预言：“共产党已经得到了广泛而深刻的群众支持，因此要消灭他们是不可能的。从这一基本事实中，我们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除非国民党像共产党那样，进行深刻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要么它证明自己有能力夺过这种对人民的领导权，否则，共产党将在较短的今年内成为中国的统治力量。”“救中国，非共产党之力量不可！”

时机成熟于9月举行的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会议，因为参与其中的各党本身就有强烈的民主要求，会议的议题也是“共商国是，争取民主”。9月4日，延安致电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是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同时延安也估计：“此项主张国民党目前绝难接受，但各小党派、地方实力派、国内外进步人士，甚至盟邦政府中开明人士会加赞成，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以反对国民党一党统治及其所欲包办的伪国民大会与伪宪。”

中共代表在参政会上提出联合政府，但以何种方式提出这个主张并能被各方人士接受，显然这需要身临参政会“一线”、对各方博弈及复杂局势有深刻洞察的林伯渠等人的决断。没有武装实力做后盾、却有民主诉求的民主人士其实内心矛盾重重，林伯渠对此看得很清楚。他说：各小党派“他们一方面讲民主，一方面又怕得很。比如我们这次提出联合政府，先和他们商量，他们就提出要慢慢地来”。“慢慢来”表现了“手无寸铁”民主人士对国民党的惧怕。他们生怕步子迈大了，国民党不高兴了，最后鸡飞蛋打，连“参政”都落空了。考虑到这些民主人士的顾虑，林伯渠和中共中央商议后，决定放弃“正式”提出，而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即在参政会上“顺便”提出这一主张。9月15日，林伯渠报告国共谈判的经过，在结尾之处他“顺便”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

“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在深思熟虑中产生，并最终谨慎而巧妙地公之于世了。一个切合民众要求、符合时代大势的政治主张虽来之不易，但一经提出，必然会因其反映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意志焕发出蓬勃的力量。在1945年3月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曾形象地说明：“联合政府是具体纲领，它是统一战线政权的具体形式。这个口号好久没有想出来，可见找一个口号、一个形式之不易。这个口号是由于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大溃退、欧洲一些国家建立联合政府、国民党说我们讲民主不着边际这三点而来的。这个口号一提出，重庆的同志如获至宝，人民如此广泛拥护，我是没有料到的。”自此，民主追求有了明确的载体，不再像以往那样空喊民主口号却不知道如何具体而为。

参政会结束不到十天的9月24日，重庆各界爱国人士和各党派代表张澜、沈钧儒、冯玉祥等500余人举行会议，要求实行民主，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民主联合政府。华西协和大学、金陵大学等五所大学及十二个学会2000余人一致要求改组国民党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海外华侨团体也积极回应，纷纷发表声明，支持中共的政治主张，要求尽快组成民主联合政府。10月10日，中国民主同盟正式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使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朝着明确的政治目标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