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奋斗历程中书写转折的历史年份。

这一年，人民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

在南京，蒋介石磨刀霍霍，对解放区实行被称为“双矛攻势”的重点进攻；在延安，中国共产党未雨绸缪，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号召“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

这是一场斗智斗勇的大戏。中国革命和战争的前途将会怎样？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命运将会如何？中国的历史和民族的未来又将走向何处？

今天，为你带来“党史百篇百读”栏目第三十二篇推送——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战争从积极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一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时曾声称“只需三个月到六个月可以取得胜利”，然而半年多的战场形势，却给他狠狠地回了一记耳光。从1946年7月至1947年2月，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队71万人，平均每个月歼敌8个旅。虽然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解放区105座城池，但国民党用于守备的兵力大增而用于进攻的机动兵力锐减。

这次向陕甘宁解放区的重点进攻，蒋介石是经过精心筹划的。为达到消灭西北人民解放军、把中共中央首脑机关驱逐出延安的战略目标，他集中了胡宗南等部34个旅25万兵力，从南、西、北三面发起进攻。而此时，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地区能够迎击胡宗南进攻的军队只有6个旅2.6万人，兵力只有敌人的十分之一。

陕甘宁边区的军民决心誓死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其他解放区的军民也纷纷打电报给党中央，请求支援陕甘宁。但毛泽东的思维与众不同，他提出：主动放弃延安，全部撤出，留下空城一座。

为什么要主动放弃延安？毛泽东分析，蒋介石此次进攻延安是下了赌注的，不仅投入了他嫡系的战略总预备队，而且用上了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和现代化交通工具，延安他是志在必得。毛泽东又分析，延安是一个世界名城，蒋介石得到了它，就一定要守住它。这样，他就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大包袱。只要我们好好打几个大胜仗，不止延安要回到我们手里，西安、武汉、南京、上海、北平也会回到我们手里。全中国都是人民的，都要回到人民手里！这就是后来被史学工作者形象比喻为“拿一个延安换取一个全中国”的伟大决策。

为加强西北地区的作战指挥，中共中央于3月16日决定，西北人民解放军归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指挥。中央的决策作出后，延安党政军民紧急动员，坚壁清野，组织疏散。3月13日至19日，西北人民解放军经过6天激战，在完成掩护任务后，于19日主动撤出延安。毛泽东嘱咐彭德怀说：这次撤出延安时，要把房屋打扫得干干净净，家具一点也不要破坏，因为我们还要回来。一位国际友人目睹延安撤离场景，感慨地说：“这是任何首都的最有秩序的撤退。”

党中央撤离延安后，去哪里安家？

3月29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村召开会议，讨论中央机关的行动问题，会议展开了激烈讨论。毛泽东坚决地说：我不能走，党中央最好也不要走。我走了，党中央走了，蒋介石就会把胡宗南投到其他战场，其他战场就要增加压力。我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别的地方能好好地打胜仗。经过郑重研究和充分讨论，会议最后作出如下决定：一、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而此项目的是完全能够实现的；二、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必须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此区地形险要，群众基础好，回旋地区大，安全方面完全有保障；三、中共中央书记处5位书记不能全部集中在陕北，为工作便利，须作必要分工。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央前敌委员会（简称中央前委）率中央精干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由刘少奇、朱德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工委），东渡黄河，前往华北，担负中央委托的工作；另，由叶剑英、杨尚昆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率党中央及中央军委大部分工作人员到晋西北统筹后方工作。

枣林沟会议结束后的当日下午，刘少奇、朱德即率领一部分中央委员乘车出发，渡过黄河，到西柏坡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随后，中央前委和毛泽东转入隐蔽行军，钻山沟、走小路，唯一的交通工具是马匹。中国革命的最高统帅部，继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再次骑上马背，成为“马背上的司令部”。

枣林沟会议的决定和工作调整，使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在艰苦的迁徙中，保持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保持了工作和政策的延续性。党中央、毛泽东不离开陕北，对敌人是强有力的牵制，对边区人民的英勇斗争是巨大的鼓舞。

三

为了打败蒋介石和胡宗南，毛泽东为西北人民解放军制定了“蘑菇战术”。这是世界战争史上最奇妙的战术。

“蘑菇战术”的名字最早出自1947年4月15日毛泽东给西北解放军《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的电报：“敌现已相当疲劳，尚未十分疲劳；敌粮已相当困难，尚未极端困难”，“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个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到达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我军此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取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

毛泽东认为，陕北地方小，但沟壑纵横，地形险要，只要我们的部队把敌军的鼻子牵上，像当地老乡用磨碾米一样，在陕北这盘石磨上磨，石碾上碾，我们就一定能把胡宗南的几十万军队磨个精光。

彭德怀、习仲勋等对党中央、毛泽东的战略战术自然心领神会。在“蘑菇战术”的打击下，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犹如盲人瞎马，被我军牵着鼻子在陕北高原上盘旋打转。而我军因为得到陕北人民的强大后援与情报支持，在“蘑菇战术”中如鱼得水，机动、灵活地与十倍于己的敌人进行迂回、周旋，寻找战机。1947年3月25日、4月14日、4月底5月初，西北人民解放军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共歼灭胡宗南部队1.4万余人，有力地挫败了胡宗南的嚣张气焰，稳定了陕北战局。之后，我军转战西北方向，在沙家店战役中全歼胡宗南整编第36师师部和2个旅。到8月间，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的重点进攻被粉碎。

正如毛泽东所料，1948年4月22日，西北人民解放军以强大的进攻态势，吓退困守延安孤城的守敌，胜利收复延安。被敌人占领了1年1个月零3天的延安城终于回到人民的手中。从撤出延安到收复延安，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始终战斗在陕北战场，以2.6万兵力牵制25万敌人，在最小的指挥部里，指挥最惊心动魄的全国解放战争。

四

 国民党军队发动重点进攻的另一个方向是山东解放区。中央前委在镇定自若指挥陕北战场的同时，在指挥山东战场上同样倾注了心血。

当时，国民党军队进攻山东解放区的总兵力并不亚于陕甘宁解放区，他们集中了24个整编师60个旅约45万人，以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为指挥，采取密集平推、稳步前进的战法，向鲁中地区发动进攻，企图消灭华东野战军主力或迫其北渡黄河。

中央前委为华东野战军制定的战略战术是：“诱敌深入，持重待机，控制主力于机动位置。”

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谭震林率领下，先是采取突然行动，于莱芜地区全歼李品洲部5.6万人，压住敌军气焰。5月中旬，再抓住战机，在鲁中孟良崮地区集中5个纵队5倍于敌的兵力，将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及整编第83师1个团等部3.2万全部歼灭，击毙中将师长张灵甫，迫使国民党军暂时停止了对山东解放区的进攻。至7月，国民党军队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基本上被粉碎。

在陕北、山东解放区军民迎击国民党重点进攻的同时，晋冀鲁豫、晋察冀和东北战场的人民军队，即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对在这一带收缩兵力的国民党军队展开局部反攻。晋冀鲁豫野战军于1947年3月至5月，发起豫北攻势和晋南攻势，歼敌5.5万。晋察冀野战军从4月至6月，先后进行了正太战役等，歼敌5.6万人，打通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解放区的联系。东北民主联军于5月至7月，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夏季攻势，歼灭敌人8.3万人，收复城市42座。这些作战和胜利，有力配合和策应了陕北、山东地区人民解放军的作战。

1947年7月，战争形势迎来了重大变化。

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已从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减少到373万人，其中正规军由200万人下降为150万人。由于重兵深陷山东、陕北战场，国民党军队在这两个战场之间的鲁西南、豫皖苏直至大别山地区的兵力十分空虚，形成两头强、中间弱的哑铃状布局。相反，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由127万人增加到195万人，其中野战军由61万人发展到100万人以上。此外，由于解放区普遍进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广大农民革命热情高潮，人民军队后方巩固，机动兵力超过国民党军队。短短半年的时间，战争形势就逐步朝着有利于革命力量的方向变化。

五

毛泽东在《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中深刻指出：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在中国近半个世纪中有过几次：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这一次即将到来的新的革命高潮与前几次有所不同，是中国共产党单独领导的。这次革命高潮的动力是“两条战线，就是解放区和蒋管区的人民运动，而以解放区为主。解放区的胜利越大，高潮就来得越快”。

当解放区军民在自卫战争中不断胜利的同时，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民主运动。这一方面是因为国民党顽固执行内战政策，违背了全国人民在经历14年艰苦抗战后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和平建国的意愿；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国民党大打内战，需要筹措战争经费，他们通过加重捐税、发行纸币，对人民财富进行洗劫，使国统区人民生活陷入极度困难。这一切，加速了国统区人民的团结和对国民党统治的反抗。

1947年5月，南京宪警镇压学生，造成“五二〇血案”，引发全国范围“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运动波及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罢课、罢工、罢教等各阶层人民的反抗斗争汇合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对国民党统治带来重大打击。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虽远在陕北偏僻小山村，但密切地关注着这一时局新动向。5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蒋管区群众斗争方针的指示》，要求国统区的党组织灵活地运用斗争策略，将直进与迂回，集中与分散，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等手段相结合，在向蒋介石政权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的斗争中，适当地提出实行民主自由、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等口号，把人民运动引向深入。

5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评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之中》，鲜明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他说，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无论是在军事战线上，或者是在政治战线上，蒋介石政府都打了败仗，都已被它所宣布为敌人的力量所包围，并且想不出逃脱的方法。”毛泽东这篇著名时局评论，与中央2月政治局会议精神相衔接。很快，他的伟大预见，得到了证实。

六

在辗转迁徙、与敌周旋的日子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视野从不囿于陕北局部，而是总在思考如何扭转全国战局的问题。

1947年7月4日，蒋介石颁布《全国总动员方案》，企图将战火继续烧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人民解放战争难以持久。

这时，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仍居优势，在装备上的优势更明显。人民解放军面临的形势仍然相当严重。但中共中央当机立断，作出出人意料的决策：不等完全粉碎敌人的战略进攻，不等解放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立即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以此调动敌人回援后方，迫使敌人转入战略防御，改变敌我攻防形势，将中国革命推向高潮。

战略部署是“三军配合、两翼牵制”。三军配合：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为中路，实施中央突破，直奔大别山；以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为东路，挺进苏鲁豫皖地区；以陈赓、谢富治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为西路，挺进豫西。三路大军形成“品”字形阵势，协力作战，机动歼敌，创建新的中原解放区。两翼牵制：以西北野战军出击榆林，吸引进攻陕北之敌北调；以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在胶东展开攻势，将进攻山东之敌牵向海边。这就是著名的“千里跃进大别山”战略决策。它是1947年3月作出“以延安换取全中国”战略决策后，与蒋介石斗智斗勇所下的另一个绝妙好棋、险棋。不仅如此，“千里跃进大别山”，采取的不是逐城逐地推进的方式，而是下决心不要后方，从几十万敌军的前堵后追中杀出一条血路，直插国民党心脏的大胆、独特进攻样式。

这一“奇战”，果然收到“奇效”。

经过4个月激战，人民解放军纵横驰骋于江淮之间，歼灭国民党军队19.5万人，解放县城近百座，成功吸引和调动南线敌军全部兵力160多个旅中约90个旅于自己周围，从而彻底打乱了蒋介石的军事部署。

毛泽东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国民党当局也不得不承认：由于中原战场的失利，其“全盘战略形势，乃从此陷于被动”。

10月10日，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和口号六十七条，宣布人民解放军也就是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公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还重新颁布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2月7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即十二月会议。会议研究讨论了彻底打败蒋介石、夺取全国胜利的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方针和政策。在军事方面，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在经济方面，明确宣布了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在政治方面，重申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十二月会议的成果通过多种途径传播后，人们更加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认清了革命胜利发展的前途，更加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1947年敌我双方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人民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这是毛泽东为1947年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成就作出的最权威点评。